官僚主義是蘇共的痼疾，從斯大林時期開始，蘇共的官僚主義就一直在不斷蔓延滋長。斯大林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亞催糧，動用非常措施處罰有糧食而不交給國家的農民，此后，他一直到1953年去世再也沒有去過農村。1934年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后，斯大林僅去基層視察過一次。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階段，遇事拖拉，到處扯皮，互相推諉，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習氣在蘇聯上上下下到處都有。在蘇聯領導人里，赫魯曉夫是去基層最多的、最平民化的領袖，他也確實解決了一些問題，如降低了農民個人所交的稅。但是，他缺少綜合調研的能力，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常常輕率地做出決策。
蘇共：官僚主義阻斷了與民眾的聯系
——“四風”泛濫如何拖垮一個先進政黨剖析之二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 左鳳榮
官員的權力來源于上邊，只知道完成上邊布置的任務，對于黨組織、黨員、民眾的要求他們并不關心
蘇共官員的權力不是來自于民眾，民眾與官員的升遷榮辱沒有多大關系，官員們自然官氣十足，產生官僚主義是自然的。對于中央一級的領導而言，“主要取決于與某些政治局委員和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本人的關系。這種規矩（確切說是無規矩）必然要加重地方領導人對中央和莫斯科領導機關的依賴性。就問題的實質而言，一切都取決于個人的好惡程度”。“涉及任命黨內高級職務，候選人先要和兩到三位政治局委員談話，然后和分管干部的中央書記談話，最后勃列日涅夫則親自談話。交談之后在書記處和政治局例會上對被提名的候選人進行討論。中央全會只是辦理由上面發來的任命書，全會并不負責討論審定”。黨的委員會，區、州的黨委書記具有絕對的權力，經常包辦代替蘇維埃機關、經濟機關和社會組織的工作，他們的權力來源于上邊，只知道完成上邊布置的任務，對于黨組織、黨員、民眾的要求他們并不關心。曾擔任過地方大員的葉利欽說，“州委第一書記的權力是一手遮天，巨大無邊的”，“一個州委第一書記的旨意就是法律，未必會有誰有膽量不按他的旨意去做，或者違令不去滿足他的要求。有些不純潔的黨員干部和他們的熟人就是在這種沒有任何監督的情況下濫用了這種權力”。 許多官員關心的不是人民，而首先是自己的官運、自己的地位、自己的物質享受和獎賞、自己的特權。“高級官僚已經形成一個特定的階層，甚至是一個由那些具有自己的準則、習慣和社會心理的人們所構成的幫派”。“最可怕的是，提升職務主要靠熟人、靠對個人的忠誠和靠親屬關系，而不是憑借政治品質和業務能力”。“在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官員即使具有最好的個人品質和稟賦，也幾乎都會成為官僚主義者，而如果某一個官員沒有發生這種蛻變，那么這個幫派就會把他排擠和拋棄掉”。在干部任命制度下，領導者本人對人民、對黨的責任感下降了，因為官員的提升不是靠“下層”，不是取決于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官僚主義者的地位和晉升完全取決于“上層”，取決于領導的態度和意見，取決于人事檔案的記載和私人關系。蘇聯的干部任命制和官僚主義，阻斷了蘇共與民眾的聯系，民眾與蘇共越來越格格不入。
在勃列日涅夫時期，凡事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互相扯皮，無人負責的官僚主義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在勃列日涅夫晚年階段，蘇聯上上下下到處都彌漫著遇事拖拉，互相推諉，不負責任的官僚主義習氣。如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聯就有人提出了新的世界科技革命問題。起初，上面不準提科技革命這個詞，后來由于下面一再反映，蘇聯領導人也開始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于是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召開的蘇共二十四大的報告中提到了科技進步問題。大會后，政治局決定1973年召開一次專門討論科技革命問題的中央全會。為此，成立了一個由三名蘇共中央書記（基里連科、多爾基赫、索洛緬采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和起草小組。這個班子奮斗了幾個月，最后寫出了一份130頁的報告，報告于1973年5月上交基里連科等書記。據說由于報告中有的地方涉及經濟體制問題，政治局中有人表示反對，結果報告上交后便無下文。直到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在清理他的文檔時，才在他的保險柜里發現了這份報告。到1985年下半年，在戈爾巴喬夫上臺后，蘇共中央才召開一次討論科技進步的專門會議。
官僚主義發展起來后，任人唯親和權力私有化、以權謀私很自然地發展起來了
在蘇聯，以前黨的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和經濟界領導人大多數都來自業務能力表現突出的普通民眾，但20世紀七八十年代，精英的增補通過特殊的選拔和培養干部的系統，即高級黨校、團校、工會學校、社會科學學院、國際關系學院。進入這些學校只能靠有影響的官僚的推薦。評定直接取決于領導們個人喜好和政治考慮，業務素質很少被考慮，正直性和原則性通常最有可能成為升遷的障礙，許多地區同鄉關系和裙帶關系發達。長官的子女和其他親屬獨立生活后一開始就處于特殊的地位。
斯大林的次子瓦西里畢業于一個航空學院，開始投身戰爭時只是一個20歲的上尉，戰爭結束時已是一個24歲的中將。1947年從東德調回莫斯科，盡管這時誰都知道他是個“酒鬼”，卻仍當上了莫斯科軍區的空軍首腦。據斯大林的女兒阿利盧耶娃回憶，他無所不為，“沒有什么特權是他得不到的……他可以想怎么就怎么，可以要啥有啥”。“他作為軍區高級官員，有權支配大筆款項。在斯大林身邊工作的像警衛長之類的大員在生活待遇上也享有很大的特權”。“他們全都為自己修建了鄉村別墅，坐著政府的汽車，過著像政府部長甚至像政治局委員那樣的生活”。
盡管勃列日涅夫的兒子也是個“酒鬼”，但還是當上了外貿部第一副部長，勃列日涅夫的女婿從一名普通警察很快成為內務部副部長。葛羅米柯的兒子安納托里，在美國和加拿大從事了一段時間的科學研究后，突然調任駐華盛頓公使銜參贊，后來派駐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任公使銜參贊，再后來被任命為蘇聯科學院非洲研究所所長，盡管當時他對非洲問題一竅不通。
1962年5月18日的《烏克蘭真理報》報道，哈爾科夫的一個家具廠的廠長，在工廠中附設了一個地下針織車間，進行投機生產。這個廠長有幾個老婆、幾輛汽車、幾所房子，并且是賽馬場上的大賭棍。拉希多夫在烏茲別克斯坦當政20多年，該共和國的黨、政、經和政法部門全部都是他的親信，僅在烏茲別克斯坦共產黨中央機關，他的親屬就有14人之多。烏茲別克黨中央第一書記拉希多夫與多名高級干部勾結，虛報棉花產量100萬噸，從國庫騙取收購資金。漁業部、貿易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的300多名干部聯合起來走私黑魚子醬，造成國家幾百萬盧布的損失。
國家解體、執政黨失去政權，種子其實在很早前就種下了
身居高位的蘇共領導人，對日新月異的世界充耳不聞，對蘇聯積累的問題視而不見，在歌舞升平中打發時光。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在《七個領袖》一書中描寫道：1980年1月3日勃列日涅夫主持政治局會議，開會后，他讓契爾年科回顧總結政治局一年的工作。契爾年科報賬式地報告說，過去一年政治局召開了47次會議，研究了450個問題，通過了4000個決議，其中有關組織和黨務工作的14個，意識形態工作的46個，軍事和防務工作的227個……中央書記處共舉行了51次會議，通過了1327個決議。契爾年科特別強調說，去年各次中央全會都是“在完全一致的氣氛中舉行的”。安德羅波夫接著發言說，“這個結論完全正確，各次全會確實是在完全一致的氣氛中開的”。佩爾謝說，“決議也都是一致通過的”。從會議記錄中完全看不出政治局成員對現實問題有什么不安和緊迫感。之后10年，蘇聯國家解體、蘇共失去政權，其種子那時就已經種下了。
轉自： 2014年7月3日 11:07 中國紀檢監察報
